常玉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的《红色背景的百合花》将于12月1日在香港佳士得 “二十及二十一世纪艺术晚间拍卖” 中惊艳呈献！
 
根据《常玉全集》记载，他一生仅创作了三幅以百合花为题材的画作。一幅下落不明，只留下黑白照片，另一幅则以深绿为底色，现于私人收藏。故而，唯一的这幅以绚烂红色为背景的百合瓶花杰作《红色背景的百合花》显得极为珍罕，据悉，其拍场估价为1亿-1.5亿港元。想来势必再续常玉传奇！可期！可期！

 

在拍场上，常玉作品的题材多以裸女类和以菊花为代表的花卉为常见。

而在此幅画作《红色背景的百合花》中，常玉却选用具有独特意涵的西方圣洁之花这一题材——百合花。在西方文化当中，百合花既被视为圣母玛利亚的化身，也是梵蒂冈的国花。在文艺复兴传世作品中经常出现大天使加百列手持百合花的形象。

常玉别具新意地借此西方意象，并运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大胆地在此作中呈现出他对于美学精神与中西文化融合的极致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这幅画作创作于二战的阴霾。当时，旅居巴黎的常玉更是生活困窘。然而这并未阻碍他对创作的热情，反而不断激发着他。这幅《红色背景的百合花》即是典型。

画面铺就的天鹅绒般，浓烈的红底色象征着鲜活的生命力。且兼具传统漆器工艺与红木家具的古朴意趣。在动荡的年代之中，这些百合花错落向上，不息地生长，或含苞待放，或灿烂怒放，金黄的花蕊闪烁其中，仿佛听见音乐旋律在跳跃，蕴藏着希望的力量。

 
2019年11月23日，在佳士得香港秋拍“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专场中，常玉《五裸女》以1.9亿起拍，经过数轮电话委托竞争，最终以2.66亿，加佣金3.03985亿港元的价格落槌。


据悉，自2009年以来，常玉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拍卖年成交额至少为2200万美元。
2020 年 10 月 5 日，在香港苏富比 2020 秋季现当代艺术夜场中，常玉两件作品以超亿元价格成交，它们分别是以 1.87 亿成交的《青花盆与菊》和 1.69 亿港元成交的《翘腿的裸女》。

在同一专场上同一位画家的两件作品均以超亿元价格成交，这在拍场上十分罕见，也足以说明常玉作品在拍场上受广大藏家追捧的现状。
据雅昌艺术网不完全统计，目前拍场常玉作品共有 11 件以超亿元价格成交，其中 2009 年 3 件，2020 年成交 4 件，且其中 5 件作品为菊花类题材。

拍前估价更低的《青花盆与菊》价格表现却更胜一筹。该作当晚从 4000 万港元起拍，经过 32 口加价的漫长竞拍后，以 1.61 亿港元落槌于电话委托，加佣金 1.87 亿港元，11 年间价格上涨近 5 倍，并创造了常玉花卉作品的第二高价。

而拍前估价更高的常玉《翘腿裸女》表现同样不错，从 8500 万港元起拍，最终以 1.45 亿港元被电话委托拿下，加佣金 1.686 亿港元。

该作曾在 2004 年参加了巴黎吉美博物馆的“常玉：身体语言”大展，并于同年以 734 万港元成交，一度成为最贵的常玉画作。较 16 年前上涨了 23 倍，足见常玉市场行情的一日千里。

   
常玉少时家境殷实。1910年即与赵熙习画，长于书法的他，1917 年入上海美术学校就读，1919 年常玉与徐悲鸿、林凤眠以留法勤工俭学的方式前往巴黎 , 并于 1919 年赴日时在东京展出其书法作品，而获当地杂志刊载推荐。

到巴黎后，常玉未入美术学院进修，而常在咖啡馆里一边看《红楼梦》或拉着小提琴、一边绘画。1938 年因兄长去世，他曾短期回中国，此后经济情况也日渐衰落，接着转往纽约，在该地生活了两年。并于 1948 年在纽约现代美术馆展出作品。1948年返回法国，直至 1966 年逝世于巴黎。

他一生经历大起大落，默默无闻、不被赏识；而今，西方公认他为世界级的绘画大家，被誉为“中国式的莫迪利阿尼”、“中国马蒂斯”。

他画画随性所之、随兴所至，画他的好恶、画他的心情。常玉从最熟悉的中国艺术投入另一个崭新的西洋艺术领域，以中国绘画的基础不断地摸索追求，最终成就简练流畅的特殊绘画风格。

从常玉的绘画风格来看，他早期的绘画作品多重于裸体创作，表现形式有油画，有水彩，有水墨，也有炭笔，总体以白色和粉色为主调。其绘画笔调洒脱，行笔畅逸，使人能感觉到常玉在遵循中国传统技法的同时，又在努力试图突破传统格局的束缚而倾力探索。

评论家王进玉认为，常玉在绘画上具有的时尚意识与先锋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与同为革新派的徐悲鸿倡导写实主义绘画有所不同，他选择了具有个体化、抽象性的艺术表达，并将简练流畅的绘画风格体现于裸体题材创作上。  
1921 年，常玉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巴黎。不同于徐悲鸿的学院派，常玉并不接受学院教育。在这一时期，常玉选择待在“大茅屋画院”——一个具备现代自由气氛的场所——来进行艺术创作；另一方面受到德国表现主义和摄影术的影响，这对他早期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次他借鉴装饰艺术的元素，并在立体派和抽象艺术的影响下，常玉开始尝试各式媒介在绘画上的运用。

铅笔、毛笔、炭笔等混合组合，特别是中国传统的毛笔与西方水彩的组合，是这一时期常玉艺术中西融合的一大成就。作为一个同时接受传统中国私塾教育和西学训练的新知识分子，常玉对艺术有着独特的敏锐感受。

常玉身上的双重文化性格和复杂的知识结构在其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从晚清到民国，从中国到日本，再从欧洲到美国，常玉在一生中不断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的身份去碰撞西方的现代知识结构。此种“中西融合”的趋势成就了常玉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
作为中国艺术的先锋派，常玉的艺术风格根据特征可划分为早期（1921-1941）和晚期（1942-1966）。

早期的常玉为巴黎艺术界构筑了一个来自东方的美丽之梦：无论是裸女、花卉、静物抑或是动物主题，构图、元素及色彩的运用通通都笼罩在淡淡的粉色之中。

尽管常玉受到了大量“巴黎画派”艺术家，诸如毕加索、马蒂斯和莫迪里尼等人的影响，但他始终在思考自身艺术突破的节点。  
历史向我们证明，常玉在吸纳了巴黎现代艺术之后，再次回归到中国的传统土壤中汲取养分。在晚期，常玉对笔、墨技法进行了融合和转换：采用了更加简化的粗黑色线面勾画、红黑色的对比关系以及金黄色喜庆色系的平铺，进而塑造出圆润、厚重的物象造型。
个人的独特艺术气质在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中迸发而出，一览无遗。

席德进在《一生沉没在巴黎的中国老画家——常玉》说“他当时似乎在很勤地作画，画些花的盆景 ...... 花盆、花瓶、都是中国宋瓷或明朝青花的瓷器，画上处处流露着对祖国的怀念。”

著名艺术家、哲学家熊秉明曾这样说，“常玉是一个“怀乡”的艺术家。我在他的盆花中看见他的梦。我觉得能够从那里一直追溯到他的童年与故乡。那里捕捉着了一种悠长的乡思。并不是“乡愁”，并不“愁”，并非心碎肠断的不堪，但是缠绵、沾滞、挥摆不去”。

吴冠中说常玉是盆景，是栽在巴黎的中国盆景。比起“东方的马蒂斯”、“东方的莫迪里阿尼”这些名号，他更像是八大山人。”    
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一文中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的描述，且提到：菊之爱，陶后鲜有闻。

就是这样一类隐逸之花，得到了同样追求精神自由，我行我素的常玉的喜爱。根据《常玉油画全集》第一、二册所载录，常玉一共创作逾一百三十幅花卉油画，多以摹写中国传统文人画中常见的梅兰菊竹，其中以菊花为主题的作品超过五十件，与常玉所闻名于世的裸女油画数量相若，可见此题材在其创作全貌里占有极大比重。

拍场上，常玉花卉类作品多为菊花类绘画作品，且成交价格较高。据不完全统计，在拍场上以 5000万元以上价格成交的常玉作品共 26 件，其中 17 件为花卉类作品，其中菊花 14 件，其余花卉为牡丹、蔷薇等。    
不难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学中这几种植物所蕴含的丰富象征意义。1920 年代晚期至 50 年代，花卉静物一直是常玉主要的创作题材，从蔷薇、菊花、兰花、梅花、莲花等他反复描写的花卉。

常玉在作品中保留了“体物写志”的抒情精神，从多样瓶花与植栽的摹写与呈现，可见艺术家对于花卉本身的形象与象征意涵的探讨，已不仅是延续西方静物主题的传统，或东方引自然入室的生活情趣，更是自身的写照与情感的寄托。

常玉一生钟情绘花，早年的花卉作品素雅淡丽，花瓣与花瓶都被包裹于淡如雾的粉色调里，像是在诉说着一场愉悦人心的浪漫美梦；及至盛年，随着艺术家的人生阅历臻于成熟，画中之花也迎来蜕变，色彩越见绚烂、笔意越趋苍劲，回归东方的意向也逐渐融入繁花、渗透枝头，构成了常玉斑斓繁华的盆景百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