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艺术作为印度、中亚以及希腊等多地区与社会文化交融的产物，一直以其极富包容性的跨年代及跨地区性图像美学发展痕迹而得到众多艺术界人士的关注。

“Year Five”佛造像，是目前已知的仅有的五件犍陀罗佛造像雕塑之一。这件雕塑艺术精品，因其上刻有题献铭文及鲜有的图像学特征而极具艺术、学术与收藏价值，曾一度被广泛地展出与研究，直至2020年9月，在纽约佳士得的拍卖会上被一举收购。本次纽约亚洲艺术周的现场博物馆讲座，Juhyung Rhi教授将融合考古年代学与图像学这两种理论方法，基于公元前几个世纪的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发展历程，旨在着重探索此幅犍陀罗佛造像艺术图式(motifs)，其背后所隐藏的历史、文化或与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世界观与时代特色。

首先，我们聊聊什么是犍陀罗。
犍陀罗（梵文Gandhālaya，国名，古印度十六列国之一 ）是一个兼有地理、历史和艺术内涵的概念。在地理上，它指主要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印度河中游，及其支流斯瓦特河、喀布尔河流域，即今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东部地区，历来便是各民族兵家必争之地。其本部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与喀布尔河交汇处的白沙瓦谷地；在历史上，《大唐西域记》中曾这样记载：“健驮逻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八百余里，东临印度河。”而印度河以东的塔克西拉曾作为犍陀罗的首府，则是犍陀罗艺术的摇篮。大约在公元1~5世纪前后，大量采用希腊、罗马雕塑技术所创造的佛教类作品开始问世。

“犍陀罗”这个名称，或许来源于梵语单词“犍陀罗” （Gandhālaya），意思为“香水”，因为此地在香料与草药的贸易中曾扮演着重要角色。王国的最北端环绕着斯瓦特山谷，一些权威人士认为这里很可能就是佛教金刚乘的诞生地——神秘的Oddiyana，即：邬金国。
公元前326年，征服了波斯帝国后的亚历山大大帝，带着战无不胜的野心，又一次开展了东征的旅途。在抵达了犍陀罗后，亚历山大大帝决定将犍陀罗设为其东方领地的行政中心。

自此之后，那些常年跟随亚历山大东征的希腊工匠们，于是开始在当地定居并引入了大量古典希腊式风格的工艺开始了城市的建造工作，诸如圆形的亚历山大城。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数量庞大的希腊人迁移至犍陀罗地区，由此，大量古典希腊文化风格的标志性的城市建筑拔地而起，而那些秉持着“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精神的希腊式典范神像，也得以处处绽放开花。

历史进程在悄然中转变，一个叫月护的年轻人，来到了犍陀罗城中学习。在这期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犍陀罗城陷入了政局的动荡期。月护趁机在他的老师底利耶的协助之下，联合起义，赶走了希腊的统治者。此后他们以犍陀罗城为基地，开始向印度半岛扩张，最后成功地攻占了整个北印度，建立起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孔雀王朝。

当孔雀王朝传至第三代——即：阿育王登基之后。阿育王东征西战之后皈依了佛教，着手极力推广佛法，至此朝野上下佛教修习之风渐渐兴起。阿育王广修寺庙，并召集四方僧侣编撰、完善及整理佛经，还派遣僧众外出传法。佛教因而得到了颇为巨大而迅速的发展，历史上视这一时期为印度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犍陀罗地区的佛法之路也由此兴盛延绵。

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末兴起后，数百年间本无佛像之刻画。在佛教的教义中，佛陀曾明确劝阻他的信徒不要把他当做神来崇拜，而是敦促他们专注于实相之教法的修习，即自我认识的途径。因此，在早期的佛教艺术中，凡遇需刻佛本人形像之处，皆以脚印、宝座、菩提树、佛塔等象征。

伴随着社会和人文环境的多元化与复杂化，佛教教义渐渐步入了大乘时代。这时，简洁的象征已经不能再为复杂的人心所轻易领悟与接纳。依缘而起，随着大乘佛法教义的普及，特别是在犍陀罗地区，遂有佛像的创作，典型犍陀罗风格的佛教艺术应运而生。

现存被发现的最早的犍陀罗风格佛造像艺术，约创作于1世纪中叶，由一队意大利考古学家在斯瓦特山谷发现。其为一块块表现释迦牟尼佛接受商人供养花园的浮雕。其中佛、商人与善信的脸型与衣着皆采用了当地流行的希腊风格来表现。遗物基本为石板浮雕，且多出土于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寺院遗址，佛造像的图像古朴且粗糙，人物肌体刻画平板化倾向显著，姿态与表情僵硬，来自中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比较流行佛陀的象征性表现和梵天劝请图像。

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中叶是犍陀罗佛造像的成熟繁荣期，这一时期的佛像将印度﹑希腊、波斯、罗马、中亚草原等地区的多样风格融汇一炉。佛石板浮唯与圆雕造像并行，且多出土于巴基斯坦犍陀罗盆地寺院遗址，其佛像的脸型呈椭圆形，眉目修长，鼻梁如剑一般挺拔，有时带胡须，发髻浓密如波浪，且有顶髻。其身着希腊式服饰，衣褶自左肩下垂，袒露右肩，衣纹清晰繁多，质感流畅。人物形体结构合理，姿态优美自然，希腊、罗马雕塑技术得以充分发挥和利用。这一时期佛、菩萨等圆雕像发达。佛传故事浮雕数量众多，佛传场面多达百余个，兼有少量本生、因缘故事浮雕。

 
与此同时，犍陀罗地区的佛教艺术及文化，由此越过葱岭（即帕米尔高原）向东传播，深刻地影响了东亚佛教艺术的发展。并延展流入彼时中国的汉代。

在此之前，公元前3世纪末叶的中国，以秦陵兵马俑为代表的大批写实人物形象的出现，一度将中国古代人物造型艺术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境界，然写实的部位均集中于人物头部，在躯体形态方面未有多少体现，重要的是这种造型技艺未能传承下来。两汉时期的雕塑、绘画，则注重表现人物神情，对人体结构和形态的刻画皆不甚关心。
 
中国语境体系下的佛教艺术，大多以佛造像为核心主体。尔后，与佛教建筑、佛教壁画等辅助形式共同组成一个综合性的美学视觉语汇。

直至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随著佛教在汉文化地区的传播，以及印度佛教物质文化，尤其是西北印度犍陀罗佛教文化东传的影响下，中原北方、四川、长江中下游地区创造出了一些具有佛教性质的造像，但数量有限，且大体从属于神仙信仰，并有意识地与汉代本土的儒、道传统文化相互结合。

西晋、十六国时期，得力于犍陀罗文化因素东传，一些合乎人体规范的金铜佛像被创造出来，但普及程度极其有限。
进入北魏中期（公元439~493年），随着犍陀罗人物造型因素大量传播而来，云冈石窟辉煌巨制在首都平城（今大同）出现，其影响又从平城辐射到周边地区。

云冈石窟即为典型的印度犍陀罗式艺术风格。其历史久远，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雕刻精细，与我国诸多石窟寺比较，最具西来样式，胡风胡韵最为浓郁。其创作手法可谓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代雕刻艺术的优秀传统，又吸取和融合了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有益成份，但并不如犍陀罗佛造像如此具象和写实。石窟群中，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佛陀、菩萨、佛弟子和护法诸天等；有风格古朴，形制多样的仿木构建筑物；有主题突出，刀法娴熟的佛传浮雕；有构图繁富，优美精致的装饰纹样；有我国古代乐器雕刻如箜篌、排萧、筚篥和琵琶等，丰富多彩，琳琅满目。随着巴米扬大佛被恐怖分子摧毁，如今的云冈石窟已然列席犍陀罗艺术东传最早、最大、最完整的珍品了。

公元5世纪，印度犍陀罗地区的民族文化，被白匈奴人入侵并占领。白匈奴信仰其他宗教，他们大肆摧毁了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文化，一些资料表明他们摧毁了该地区不少于1500座寺庙。考古挖掘时还曾发现被烧毁寺庙的痕迹，炭火废墟中发现了一枚白匈奴时期的银币（由此认为此发现是白匈奴入侵的证据）。

百年后，伊斯兰文化崛起。这一地区也被穆斯林人的居住地代而取之。当下唯有那散落于世界各地的一尊尊犍陀罗佛造像艺术，见证着东西方文明交流融会的瑰丽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