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现代艺术拍卖仅有1件作品成交价过亿，即赵无极创作于1964年的巨幅蓝色画作《29.09.64.》，以2.78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27亿元）售出。

这与此前现代艺术板块天价频出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2018至2021年，每年都有至少3件中国现代艺术作品拍卖价格破亿，2020年甚至达到12件。尤其是赵无极、常玉、朱德群、等现代旅法大师，屡屡刷新拍卖纪录。

由于现代艺术作品存量固定，市场热门艺术家的巅峰之作又在此前的4年集中上拍，二次易手需要很长的周期，加之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作用下，市场低迷，藏家不愿出手，造成了现代艺术巨匠重量级拍品征集难、上拍少的现象。
 
当人们耳熟能详的现代艺术巨星遭遇杰作释出的空档期，另外一些名字开始走进“聚光灯”下。中国现代艺坛可谓群星璀璨，实际上还有一批未被广泛了解和充分研究的现代大家，他们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并对后世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暂时的市场沉寂，为这些艺术家作品留下了价格追涨的空间，尤其在2022年，不少曾被忽视的现代艺术大师刷新了个人拍卖纪录。我们的研究发现他们存在以下共性。

 
在艺术市场中，中国现代板块的两条突出线索，分别是以赵无极、常玉、朱德群为代表，将艺术创作作为个人完整职业生涯，并受到国际艺术界广泛认可的旅法艺术家；以及具备杰出艺术才华，同时将毕生精力和学习所得投入于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先生们，如徐悲鸿、吴冠中等。

在过去的12个月里，多位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拓者刷新了个人作品拍卖纪录，包括刘海粟、庞薰琹、丁衍庸、秦宣夫和孙宗慰。其中前四人均有旅法或旅日的背景，但他们都选择在学成后归国，深耕绘画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在美术教育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为中国美术的时代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丁衍庸于1920年保送赴日本留学，次年考入东京美术学校主习西画，后于1925年归国投身美术教育，他擅长将传统笔墨、文人画造型与现代西方绘画的某些观念糅合起来，产生奇倔幽默、稚拙而奔放的特色，有“东方马蒂斯”之称。去年，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举办了“困乏多情 香江艺缘：丁衍庸的中西艺术”展览，适逢丁衍庸诞辰120周年之际，重新梳理和展示这位中国现代艺术大师和杰出美术教育者的艺术遗产。
 
2022年也是孙宗慰诞辰110周年。与上述艺术家不同，孙宗慰没有留洋经历，他致力于深耕和发展中国传统艺术。他从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后，随同张大千于敦煌等地研究古代壁画，间赴青海描写蒙族、藏族人民生活，之后再回到学校执教。因此孙宗慰的作品更多了一份中国味道。2021年，势象空间以孙宗慰的西行系列为线索，举办了艺术家近年来最大规模个展，作品均来自家属收藏，展品中就包括今年拍出的最高价作品《蒙藏人民歌舞图》。
 
与他们怀抱相同之志的艺术家还包括吴大羽、林风眠、关良、颜文梁、倪贻德、胡善馀、李仲生、阳太阳、陈抱一等。目前，这批艺术家作品的市场价格属于现代艺术的二、三梯队。第一梯队所创造的亿元拍品（以人民币计）总数达35件（赵无极13件，常玉10件，吴冠中6件，徐悲鸿4件，朱德群2件）。而第二梯队艺术家里的最高价由刘海粟的《上海庙会》领衔，两个月前在嘉德秋拍中以人民币4370万元刷新了艺术家纪录。

刘海粟在现代艺术教育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他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第一座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简称上海美专）的创办者之一，彼时年仅17岁。该校首创男女同校，培养出的艺术名家遍及海内外，潘玉良就是其中一位。创作方面，刘海粟推崇以塞尚、高更为代表的后印象派绘画，对风景油画格外偏爱，同时看重写生。作为一南一北势均力敌的艺术家和教育家，刘海粟与徐悲鸿在市场价格上有着明显差距——以往市场似乎对徐氏的的主题性叙事更喜闻乐见，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刘氏的写意风景。
 
学界和市场对第二梯队艺术家的关注相对滞后，不少艺术家和作品仍存在价值研究和深化的空间。例如秦宣夫，早前学界对其突出贡献与成就的定位主要在艺术史论方面，其艺术创作缺乏关注——秦宣夫1933年绘制的《卡邦奇夫人像》曾入选法国沙龙展，是中国早期油画走进全球艺坛的代表之一；1942年创作的油画《母亲》也曾在第三次全国美展上获奖。今年年初，秦宣夫因逾估价3倍刷新个人纪录的《庐山会议旧址》，使这位现代大师重回视野。
 

中国现代艺术史的推进离不开“艺术团体”的推动，这些艺术团体是艺术家沟通交流、反映艺术志向、实现艺术追求的组织。20世纪上半叶，对于中国美术改革具有重要影响的艺术团体有天马会（1919）、晨光美术会（1921）、决澜社（1932）、东方画会（1956）等。这些艺术社团通过展览、出版、培训等活动对艺术创作与市场机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本轮价格追涨的艺术家名单，就包括“天马会”西洋画的主要成员刘海粟、“决澜社”的庞熏琹、段平佑和丘堤，以及“东方画会”八位初创成员中的两位：霍刚和夏阳。这些团体又以“决澜社”的影响力最大，其成员及盟友除以上提到的3位外，还包括赵无极、林风眠、刘海粟、吴大羽、丁衍庸、关良等众所周知的现代艺术大家。
 
纵观决澜社主要成员的创作倾向，他们大胆地借鉴吸收了印象派以后现代派绘画的各种艺术风格和手法，对于当时的中国艺坛，无疑是吹进了一股新鲜的美术之风。例如庞熏琹的画风受到现代派画家基里柯和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影响；段平佑始终出入在立体派时期的毕加索与特朗之间；丘堤获“决澜社奖”的《花》是典型的装饰艺术风格。

“决澜社”中的许多成员本身也是杰出的艺术教育者。成员之一的李仲生，又是后来“东方画会”的祖师。由其画室成员萧勤、霍刚、夏阳、吴昊、萧明贤、陈道明、李元佳、欧阳文苑创立的“东方画会”，推动了台湾现代艺术发展。

作为台湾第一代现代抽象艺术家，霍刚远赴意大利，旅居米兰50年，他晚期的作品以西方艺术概念中的点、线、面为造型元素，结合东方书法、金石印刻等创作元素，以极简、富有诗意的视觉语言发展出个人特有的东方抒情抽象，看似抽象的几何图形，实则蕴含了中西文化传统与艺术语言。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现代团体多数成员的作品目前尚处在价格低位，比如霍刚去年连续2次刷新个人纪录，其作品《承合之3》以逾低估价5倍的163.8万港元成交，约合人民币141.6万元；夏阳破纪录的作品《拾穗》以42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93.6万元成交；而段平佑的作品更是首登拍卖，《有酒瓶的静物（双面画）》以人民币55.2万元成交。
 
展览和学术研究对于推高这些艺术家的影响力和市场共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在去年，常熟美术馆调动了各地美术馆、大学和画院的作品和专家资源，举办了“现代坐标：庞薰琹与阳太阳——纪念决澜社成立90周年特展”及其相关主题的研讨会。同年，庞熏琹的《百花齐放》以低估价近3倍的2300万元成交。
 

随着艺术界对性别议题的重申，对中国现代女性艺术家的研究也在逐渐获得应有的重视。中国现代女性艺术家是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见证和推动者。在去年的拍卖市场上，有3位女性现代艺术家刷新了个人价格纪录，她们分别是张蒨英、丘堤和张荔英。
 
这三位女性艺术家均有丰富的的教育背景和多元的生活经历：张蒨英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1946年赴英学习，旅居伦敦，作品屡次入选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展览，并晋身英国皇家水彩学会、西部皇家艺术学会和英国女艺术家协会等重量级艺术团体，列入英国艺术界名人录。

丘堤毕业于上海美专西画科，后东渡日本学习装饰艺术，她不仅是“决澜社”为数不多的女艺术家，更是唯一获得“决澜社奖”的艺术家，遗憾的是因战争原因，丘堤仅有二十幅油画留存于世，因而倍加珍贵。

张荔英则先后在巴黎、纽约和上海接受教育，后定居新加坡，在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任教，作为旅居新加坡的华人艺术代表，对东南亚现代美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新加坡美术馆收藏了她的147幅画作。
 
还有许多杰出的20世纪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仍处于价值洼地，其中最重要的名单之一，就是被誉为“民国六大女性画家”的潘玉良、方君璧、丘堤、关紫兰、蔡威廉与孙多慈。

潘玉良是中国现代女性艺术加中创作最多、成就最高的一位，截止2010年，安徽省博物馆收藏潘玉良的作品数量就高达4700余件；她是中国近代画坛上首位留洋的女艺术家，作品多次入选法国沙龙展；她也是目前中国现代女性艺术家拍卖纪录的保持者，个人最高价作品《窗边裸女》的成交价为3453万港元，约合人民币2772万元。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潘玉良大部分的作品已进入博物馆收藏，在市场中流通的油画数量仅在50件左右。

方君璧最高价作品《吹笛女》于7年前拍出，略早于旅法艺术市场热潮，该作以994万港元成交，约合人民币819万元，截至目前个人纪录尚未突破千万大关。然而，方君璧却是比徐悲鸿（1923年）和林风眠（1921年）还要早，于1920年考入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是该校录取的首个中国女生。
 
许多像她们一样优秀的现代女性艺术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名字甚至从未走进过拍卖市场。学界对中国现代艺术史，尤其是女性艺术主题的回溯与深耕，有望推动价值认识，未来可能反应在这一细分市场的交易中。
 

以上提到的张蒨英、孙宗慰，以及刘抗，还有赵无极、朱德群等人，实际上都师从中国现代艺术先锋。张蒨英为徐悲鸿的爱徒，孙宗慰受教于徐悲鸿、吴作人、吕斯百，刘抗是刘海粟的得意门生，赵无极和朱德群师从方干民、吴大羽与林风眠。
 
他们的艺术造诣离不开前辈的悉心栽培，并在学有所成后将中国现代艺术推向世界，在国际舞台大放光芒。最为典型的是刘抗，他是新加坡画坛泰斗，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曾多次为其举办个展。他与陈文希、钟泗滨和陈宗瑞并称为“新加坡四大先驱画家”，四人均来自岭南地区，又同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他们将在国内学习到的绘画知识融会贯通，于1952年赴峇里岛写生时造就了风靡一时的南洋画派及其独特绘画风格，推动了新加坡艺术的发展。

而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艺术机构和藏家对于他们的了解尚浅。以钟泗滨为例，2017年才在中国台湾举办了首个新加坡境外的大型回顾展，由亚洲艺术中心主办。展出的主要作品就包括于2015年拍出的《峇里舞会》，也是其目前的最高成交价作品。

这四位艺术家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新加坡的机构和私人藏家手中。从去年开始，新加坡艺术市场的重要性逐渐回归，重点体现在国际拍卖行的布局和博览会的发酵上。在这些积极因素的作用下，东南亚华人中取得卓越成绩的现代艺术家作品或将引起更加广泛的市场兴趣。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是步入鲐背之年的在世艺术家，其中的一些代表有着清晰的现代大师传承线索，并且已经进入重要机构的视野，包括戴泽、丁立人、夏阳等。

戴泽是徐悲鸿的重要弟子，在长达70余年的艺术创作生涯中，创作了数千件作品。他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奠基人之一，培养出了靳尚谊、詹建俊、孙为民等一批美术家。自201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为戴泽举办大型回顾展以来，艺术界看到了戴泽的重要性，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相继为其举办展览。去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在戴泽百岁之际，又一次为其举办大展“人生如画——戴泽先生百岁艺术展”。反观其拍卖市场，却略显沉寂，个人最高价作品是十余年前拍出《马车》，成交价为人民币134.4万元。据北京保利公布的拍卖图录，戴泽此前公开交易价格最高的静物作品《草原上的收获》将于本月重返拍场。
 
“丁立人、夏阳双人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十周年特别展”目前正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这两位艺术家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正处“决澜社”等团体引领现代绘画探索实践的鼎盛时期。二人在不同阶段受教于“决澜社”成员关良和李仲生，并且他们在个人创作中也践行本土的艺术实验精神，竭力探索。目前，丁立人的最高价作品是于2021年拍出的《戏剧人物》，成交价为人民币23万元；夏阳则是在前文中已经提到，拍卖纪录也尚未超过百万大关。